一股混杂着羞愧、愤怒与决绝的情绪，在他心中激荡、升腾。

他想起了范仲淹范公那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的胸怀，想起了他面对重重阻力时那份“宁鸣而死，不默而生”的铮铮铁骨！

若因惧怕党争之祸，便泯灭良知，坐视奸佞构陷忠良（在他心中，沈墨轩的行事称得上“良”），那他陈砚舟，与那些只知钻营权术、罔顾事实的官僚，又有何区别？他的仕途，他的安稳，若要以牺牲原则与朋友为代价，不要也罢！

“呼——”

陈砚舟长长地吐出一口浊气，眼中所有的犹豫、挣扎与恐惧，在这一刻尽数褪去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清明与坚定。

他重新铺开一份空白的奏疏用纸，提起笔，蘸饱了墨。他没有完全照搬沈墨轩《自辩疏》的内容，而是以自己的视角，结合对朝局的理解，开始撰写一份为沈墨轩辩白，更是为“求实”、“通变”正名的奏章。他要用最严谨的措辞，最确凿的（尽可能搜集到的）事实，去驳斥那些荒谬的指控，将这场针对个人的构陷，拉回到对事理、对国策的公开辩论上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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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是一个极其冒险的决定。他知道，当他在朝堂上站出来的那一刻，他便正式站到了保守派的对立面，“沈党”的标签将难以避免，未来的仕途必将布满荆棘。

但他，义无反顾。

数日后，大宋王朝的决策中心——垂拱殿内，气氛凝重。

年迈的仁宗皇帝端坐于御座之上，面容带着一丝倦怠，目光扫过下方分立两班的文武大臣。关于举人沈墨轩一案的争论，已然成为了近日朝会的焦点之一。

几名保守派御史再次出列，言辞激烈，引经据典，将沈墨轩的“罪行”描绘得罄竹难书，仿佛此人不除，国将不国。他们强烈要求皇帝下旨，严惩沈墨轩，以正视听，以儆效尤。

“陛下！沈墨轩行事乖张，结交匪类，蛊惑亲王，更借海外拓殖之名，行暗蓄武力之实，其心可诛！若不严惩，恐生大患！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