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八七九年初，苏门答腊的雨季仿佛没有尽头。

雨水无休止地倾泻下来，将整个德利种植园泡成了一片巨大的烂泥塘。

烟草田里的积水映着昏暗的天光，像一面面破碎的镜子。从高脚搭建的“长屋”望出去，天地间只剩下灰与绿两种颜色，单调得让人心慌。

阿茂蜷缩在长屋角落里属于自己的那一小块铺位上，借着从木板缝隙透进来的微光，又一次清点着他藏在竹筒里的“钱”。

那不是真正的钱。是种植园自己烧制的陶瓷币，圆形，土褐色，中间有一个方孔，一面印着种植园的荷兰文缩写“DM”，另一面印着代表面值的数字。

工头们管它叫“公司钱”，猪仔们则私下里叫它“瓦片”。

这种瓦片，在种植园的范围之外，连一块像样的番薯都换不来。

但在这里，它是命。每天六七个时辰的苦役，换来的就是这么一两块冰凉的瓦片。

用它，可以在种植园内的“吉歹”（Kedai，马来语商店的意思）里，买到贵得离谱的米、咸鱼干、烟草，甚至是能让人短暂忘记痛苦的鸦片膏。

有个读过书的劳工私下里说，这种只能在种植园里使用的瓦片是控制他们的恶毒手段，是拴在他们每个人脖子上的缰绳，可他们没得选。

说完这句话，那个劳工没几天就病死了。

阿茂的竹筒里，已经积攒了厚厚一叠。

他今天没有数，只是用手掂量着那沉甸甸的分量。

这分量，是他用八年的血汗换来的。

八年，两千九百多个日夜，他像一头被蒙上了眼睛的牲口，在这片异国的土地上重复着同样的工作：天不亮就起床，喝一碗几乎看不到米粒的稀粥，然后跟着大队人马深一脚浅一脚地走进烟草田。

育苗、除草、施肥、捕虫，最后是小心翼翼地采摘那些娇贵的烟叶。

头顶是能把人烤干的烈日，脚下是能吞噬脚踝的滚烫泥土，空气里永远弥漫着烟草叶的辛辣和各种蚊蚋飞虫。

监工不是本地的爪哇人就是巴塔克人，是荷兰人的狗，他们手里的藤鞭从不认人。

任何一点怠慢，换来的就是一顿皮开肉绽的抽打。

阿茂的背上，永远都是旧的鞭痕叠着新的。

他吃的，永远是定量的糙米饭，配一小撮盐和几条指甲盖大小的咸鱼干。

那鱼干又腥又咸，仿佛是用海水直接腌的，但那一点点咸味，却是补充体力的唯一来源。

雨季的时候，能分到一些咸菜，那就算是改善伙食了。

喝的，就是从附近河里打来的生水，里面混着泥沙和不知名的虫卵，喝下去常常会闹肚子，一泻千里，人就虚脱了。

很多人不是累死的，而是病死的。

痢疾、霍乱、疟疾，像无形的镰刀，每天都在这群猪仔的头顶盘旋。

他们的种植园似乎永远都在招工，死了一批就换一批新的。

住的“长屋”，其实就是一个巨大的、四面漏风的棚子，用几根粗大的坤甸木撑起来，离地几尺高，为了躲避潮气和蛇虫。

屋顶铺着厚厚的亚答叶，雨下大了，外面大下，屋里就小下。

一个屋子要住四十多个男人，密密麻麻挤在通铺上。

空气里永远都是汗臭、脚臭，和那股挥之不去的死人味。

夜里，鼾声、梦话、咳嗽声、痛苦的呻吟声此起彼伏，但阿茂早都习惯了。

在这种环境睡不好的人很快就病死了。

八年前，在家乡福建，他还是个少年。

那年大旱，地里颗粒无收，爹娘先后饿死了。

家里只剩下他和十二岁的妹妹阿月。

人贩子找上门来，说南洋遍地是黄金，去那边做工，三年就能发财回来盖大厝。

为了给妹妹换一口活命的粮，也为了那个虚无缥缈的发财梦，他自己签了“卖身契”，或者说，是被人按着手指画了押。

他换来的二十块大洋，十五块给了人贩子，剩下的五块，他都留给了族长，求他照顾好妹妹。

后来他才知道，那所谓的“招工”，就是“卖猪仔”。

他们被塞进一艘叫“德美”号的货船底舱，几百个男人被剃光了头发，像牲口一样圈在狭小的空间里。

吃喝拉撒全在里面。

船舱里臭气熏天，许多人得了病，发着高烧，说胡话，然后就在某个夜晚悄无声息地死去。尸体被草草地用席子一卷，就扔进了漆黑的大海。

甚至那个破草席还会被扔回来，继续给下一个人睡。

两个月的航行，活着抵达棉兰勿老湾港的，只剩下了三分之二。

他们像一群待售的牲畜，被带到市场上，让那些白皮肤、高鼻子的荷兰“东家”们挑选。

他因为看起来还算结实，被德利种植园的管事买下，从此，他就成了一个没有姓氏，只有一个编号的苦力。

他来这里的头三年，几乎每天都在绝望中度过。

他想过逃跑，但种植园四周都是无边无际的原始雨林，里面有猛兽和瘴气，跑出去也是死路一条。

小主，

被抓回来的逃跑者，下场更是凄惨，会被活活打死，然后挂在种植园的入口处，警告所有心怀二意的人。

支撑他活下来的唯一念想，就是妹妹阿月。

他不敢死，他怕他死了，就再也没人记得那个扎着羊角辫、总是跟在他身后的小姑娘了。

第四年的时候，一个同乡捎来了家信。信是族长找人代写的，字迹歪歪扭扭。

信里说，前年又遭了灾，为了活下去，阿月……也被卖了，据说是卖给了邻村的富户做丫鬟。

那一刻，阿茂感觉天都塌了。

他哭了一整晚，一天一夜没吃没喝。

他恨自己，恨自己的无能。他发了疯似的捶打着身下的木板，直到双手鲜血淋漓。

从那以后，他就变了。

他不再抱怨，不再与人争执，变得沉默寡言，像一块石头。

他把所有的力气都用在了干活上，把所有的心思都用在了攒钱上。

种植园有个规矩，每年只有几天，猪仔们可以用积攒的陶瓷币，按照一个极不划算的比例，兑换一次真正的货币——荷兰人的钱。

绝大多数的猪仔，辛苦一年的“瓦片”，都在吉歹里换成了鸦片和食物，到了年底根本剩不下几个。

但阿茂做到了。

他对自己狠到了极致。他舍不得买一点额外的食物，饿了就喝水充饥。

他戒掉了本就不多的烟瘾。别人聚在一起赌钱、抽大烟的时候，他一个人躲在角落里擦拭他的锄头。

工头发下来的每一块陶瓷币，他都小心翼翼地收好，放进那个从不离身的竹筒里。